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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的脱贫问题。”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马庄村村民张言(化名)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该村扶贫开发始于2008年,现在道路畅通,出门方便,饮水安全,“但是村子里大部分人还是靠外出打工挣钱”。当地农民更渴望金融服务,小额贴息贷款难、资金量小尚需改善。“一想到贷款我就头疼。贷款难,手续多,有时候急着用钱,能把你急死!”淮滨县张庄乡绿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厚武在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时感叹,农村金融机构缺失,贷款政策缺乏灵活,其服务已严重滞后于扶贫攻坚。李厚武告诉记者,2011年下半年,他从张庄乡淮河边际流转1200亩土地种植葡萄,协议价格为每年每亩地600元,流转时间为15年。目前,他已经投入了160万元。在见到效益之前,最少还要投入50多万元,这还不包括一些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。对他而言,脱贫致富,尚“任重道远”。而对于信阳目前推行的“扶贫到户”项目,不少农民亦有怨言。家住新县泗店乡泗店村的陈女士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她全家四口人,长子师范毕业后在当地小学任教,次子在武汉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,经济十分拮据。2010年,他们投资8000余元种大棚蔬菜,听说上面有政策凡是贫困户种大棚蔬菜,一个棚子可以补贴3000元,但至今未见分文补贴。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在采访中发现,在扶贫中存在“困惑”的还有不少官员。“扶贫开发现在存在‘三难’:一是市级配套资金解决比较难;二是群众筹资和整合部门资金难;三是缺乏支柱产业,群众脱贫容易致富难。”淮滨县一位官员坦言。产业扶贫才能“造血”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,是信阳脱贫攻艰“样板”。总人口36万的新县,地处鄂豫皖三省接合部,是著名的革命老区,也是信阳典型的深山区贫困县。“经过十年的扶贫攻坚开发,全县累计解决了3.6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,55个贫困村农民,人均纯收入由1485元增加到4180元,增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。” 新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赵明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。近年来,新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、生态养殖、优质高效林果业,红色旅游产业、劳务输出以及生态工业。“八七扶贫攻坚”期间,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纪委、监察部的帮扶下,靠25.8万元扶贫贷款,由一个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集医药科研、保健品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。这家全国最大的橡胶膏剂药品生产基地,后来成为革命老区第一家上市企业,带动了一大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。赵明表示,“新县是有名的‘七山一水一分田,一分道路和庄园’,深山环绕四周,针对这一点,这几年我们因地制宜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,也取得预期的效果。”2011年统计数据表明,新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9.4亿元,同比增长12.1%;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.68亿元,同比增长25.5%;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98元,同比增长14.5%;农民人均纯收入6101元,同比增长14.3%。扶贫资金“孤掌难鸣”淮滨县栏杆镇王湾村71岁的党支部书记王振发则如此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该村320户,1312人, 1090亩耕地,属于洪河低洼易涝地带。“以前很穷,种田靠天收,容易被淹,跨两省交界,小孩子定亲都困难”。2006年,该村开始“整村推进”,扶贫部门投入100多万元修路和安装自来水。“老支书一班人又多次到土地局、水利局那里争取资金,最后争取到土地平整费300万元、水利资金100万元,一下建了四个提灌站。”当地村民向记者历数村干部的功绩,现在该村有216户种植蔬菜,13户为温室大棚,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,实现了药材的大规模种植。目前,该村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、药材种植基地。“俺前几年的时候就想种菜,那时候路也不好,遇到下雨天,黄瓜都烂在地里了。”正在田间劳作的王湾村农民王振化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“现在路修好了,我四亩多地全种成了菜。信阳市的车直接到地头来买菜,销路也不愁了。”但类似于王湾村这样能够实现全行业资金和资源整合的并不多,很多贫困村还是单纯依靠有限的专项扶贫资金,“孤掌难鸣”,扶贫效果并不明显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现在除了扶贫专项资金外,行业性扶贫项目诸如水利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卫生等项目皆有。但因这些项目主导权分属各个部门,扶贫办的确协调乏力。由于在扶贫攻坚中“各吹各的号”,难以形成合力,大部分贫困村“整村推进”过后依然如故。“扶贫要动员各级力量一起推动,才能实现目标。”而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黄海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现实是“扶贫办协调各个部门的力度有限”。新世纪的头十年,大同全市有41万贫困农民脱贫,占贫困人口总数近2/3;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2001年的673元增至2011年的3854元。然而,看似完美的成绩单背后,脱贫形势依然严峻。“煤都”大同在源源不断输出乌金的同时,贫困并未因煤而解。2001年,紧邻太行山的大同市浑源、广灵、灵丘、天镇、阳高被列为国家贫困县。时隔十年,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正式确定,山西共有21个县纳入连片特困区,其中大同市大同县是唯一以非国家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。大同县:小康县“返贫”等待了十余年,大同县终于卸下了沉甸甸的“小康县”桂冠,戴上了“穷帽子”。大同县城所在地——西坪镇的景象凌乱:烟雾弥漫、货车首尾相连缓慢挪动、低矮的建筑散落在仅有的几条街道周围……大同县与大同市区毗邻而居,但20多公里的间隔令“卫星城”大同县城寒酸得如同一个乡镇。直到现在,大同县政府信息网络中心负责人孙进军仍然有些愤愤不平,他认为大同县的贫困落后很大程度上是“沾了小康县的光”。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,当初的政绩工程、面子工程影响了大同县的发展。这位官员隐约记得,大同县是在上世纪90年代“被成为”小康县的,彼时的领导为了政绩,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,使贫弱的大同县在数据上很光鲜,为以后埋下了隐患,很多贫困县的政策难以享受,其后几任领导也承担了巨大压力。坊间有另一种说法:当时大同县拥有煤矿、煤检站,以及砖厂、水泥厂等企业,财政收入还不错,领导戴“穷帽子”的积极性不高。后来企业关停,国税地税分家,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,但再想要回“帽子”已不可能。不管是何因素,大同县统计数据的“虚高”是事实。大同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夏静安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:“大同县现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,很难完成上级下达的GDP等各项指标任务,只能把市里设在大同县境内的工业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,而事实上其税收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。”2011年,大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361元,高出浑源县421元。而现在的浑源县却是公认的强县,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大同县。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曾因“小康县”很受伤。几年前,他数次前往省计生协会争取扶贫资金,对方最终同意投资12万元给村里发展养殖业。结果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时,却被告知小康县不能享受政策。贠天贵自此不再“瞎折腾”。除了与扶贫资金无缘,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也给大同县带来了沉重负担。因而,大同县“返贫”的急切心情年甚一年。早前,国家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“摘帽”的现象,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、区、市。大同县曾寄希望于“局部调整”,“当时,按照贫困县总数不变的原则,最大的可能性是将发展好的国家贫困县灵丘调出去,再将大同县补进来。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,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。”大同市某县扶贫办主任表示。不过,大同县最终如愿以偿。“从小康县到贫困县,大同县终于回归本位,找准了自己的位置!”虽然时隔数月,孙进军的喜悦仍挂在脸上。浑源县:贫困县“露富”距离大同县不足1小时车程,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显得有些“华贵”。县城不算太大,但也颇具规模,大街上不时闪过几辆悬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轿车,恒山国际大酒店等几家星级酒店在县城中心格外惹眼。2011年,受益于煤炭资源的快速发展,浑源县财政收入达到5.27亿元。在大同市的5个国家贫困县中,浑源被认为是仅次于灵丘的贫困县中的强县。之前,浑源县也有过“摘帽”传言,曾令该县许多领导干部焦虑万分。有人甚至建议浑源县对外要低调,不能“露富”,要“炫穷”。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在浑源县采访时,恰逢当地扶贫工作会议召开,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浑源县扶贫办副主任张久英介绍,浑源县委书记张清河在会上批评了部分干部“‘保帽’不发展”的消极思想,希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。张久英是土生土长的浑源人,2002年调入新成立的浑源县扶贫办工作至今。在他看来,浑源县十年扶贫成绩斐然、可圈可点。十年里,浑源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9元增至3940元,贫困人口数量从最初的12万人减少到5.6万人,162个重点贫困村受益,大量贫困人口享受到了移民搬迁、整村推进、劳动力培训等扶贫政策。张久英带领记者到了迁旺移民新村、浑源县就业培训中心两个点。2009年6月,国家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曾前往迁旺移民新村调研,给予了高度评价。而浑源县按照劳动力培训就业一体式推进的思路,“雨露计划”也一直走在全省前列。村民王珍从40里外的官儿乡搬迁而来,每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养羊,他直言,“条件好了,也方便了,就是收入太少。”目前,迁旺移民新村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黄芪种植、养殖及外出务工,几乎没有其他增收途径。村党支部书记、大学生村官徐鹏山万分焦急,他希望政府能对移民新村给予一定的产业扶持。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了解,按照“贫困村十年扶一遍”的规定,像迁旺新村这样已经享受过扶贫政策的贫困村,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得到扶持。大同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孟汉仲表示:“移民搬迁一直是大同市扶贫工作的主要抓手,但存在‘输血’不足‘造血’难的问题,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搬迁农民自己的‘造血’功能。”在今年2月召开的大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扶贫工作会议上,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亦明确指出:要通过“造血”扶贫转变发展方式,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。目前,浑源县尚有2万余人等待移民搬迁,今年的搬迁任务是3500人。张久英认为,要真正做到让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发展、可致富”并不容易。2011年,浑源县到位扶贫资金4000多万,达到历史最高水平,其中省片区开发项目资金2000万元、整村推进资金1600万元。而浑源县最初能拿到的扶贫资金少得可怜,最少的一年是105万,多的时候每年也就四五百万。虽然任务依然繁重,但张久英认为,浑源县扶贫攻坚恰逢其时,一方面是近年来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,另一方面是浑源县域经济快速发展,配套等各项投入可以及时跟进。汽车走到河北省唐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,这里是百合镇,距离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侯合庄村已经不远,唐县扶贫办的人说,选择侯合庄是因为其是唐县最贫困的乡村之一。唐县绝大多数的贫困村隐藏在深山区,而侯合庄就是处于深山区与浅山区交界的位置。十余年未变的乡村百合镇的面貌与东部乡镇大相径庭。一条主街道几乎聚集了全镇所有的商业。这里的商店招牌名号都特别的大,有个叫“东方家具城”,有个叫“赛超家具城”,还有一家叫“窗帘城”,以及一家叫做“大酒店”的餐馆。其实它们都只是有两层楼高的普通店面,而叫“大酒店”的只是一家位于小平房里的农家乐。汽车沿着乡镇公路向距离百合镇七八公里的侯合庄行驶,在一个堆满玉米秸秆的路段,出现了“王各庄村”。侯合庄与王各庄村相邻,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只有几百米的公路,村情基本一样。侯合庄村有村民1200多人,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打工,留下老人和儿童。这里的农民种植玉米、谷子和一些杂粮,每户人均1亩地。但由于都是旱地,每亩地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。据村支书刘星云介绍,收入好一点的家庭基本上都是靠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,有的家庭也养羊、养牛,或是种植一些果树,但也带不来多少收入。在沿村的路上,记者没有看到商店,却赶上了集市。在王各庄和侯合庄之间的那条一眼看得到头的马路上,小商贩将衣服、鞋、日用品、农用工具沿着马路排成了长长的一条。裹着头巾的农妇,穿着鲜艳棉袄、抱着小孩的家庭妇女,还有衣着朴实的老人在逛着集市,挑着自己需要的物品。一个卖衣服的中年男人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这里每个月农历初二、初四、初七、初九,商贩就会聚集在这里,农民会在这几天过来采购商品。在集市的不远处,灰色的群山、少量的树林就在眼前,公路边干燥的黄土地上,每驶过一辆汽车就掀起一阵灰土。村里的干部告诉记者,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,这里的年轻人就开始外出打工,这十多年来,侯合庄村没有太大改变。脱贫还得靠农民自己扶贫20余年,侯合庄村的上级单位——唐县也进行了一次扶贫成效的总结。1994—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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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0亩耕地,属于洪河低洼易涝地带。“以前很穷,种田靠天收,容易被淹,跨两省交界,小孩子定亲都困难”。2006年,该村开始“整村推进”,扶贫部门投入100多万元修路和安装自来水。“老支书一班人又多次到土地局、水利局那里争取资金,最后争取到土地平整费300万元、水利资金100万元,一下建了四个提灌站。”当地村民向记者历数村干部的功绩,现在该村有216户种植蔬菜,13户为温室大棚,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,实现了药材的大规模种植。目前,该村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、药材种植基地。“俺前几年的时候就想种菜,那时候路也不好,遇到下雨天,黄瓜都烂在地里了。”正在田间劳作的王湾村农民王振化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“现在路修好了,我四亩多地全种成了菜。信阳市的车直接到地头来买菜,销路也不愁了。”但类似于王湾村这样能够实现全行业资金和资源整合的并不多,很多贫困村还是单纯依靠有限的专项扶贫资金,“孤掌难鸣”,扶贫效果并不明显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现在除了扶贫专项资金外,行业性扶贫项目诸如水利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、卫生等项目皆有。但因这些项目主导权分属各个部门,扶贫办的确协调乏力。由于在扶贫攻坚中“各吹各的号”,难以形成合力,大部分贫困村“整村推进”过后依然如故。“扶贫要动员各级力量一起推动,才能实现目标。”而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黄海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现实是“扶贫办协调各个部门的力度有限”。新世纪的头十年,大同全市有41万贫困农民脱贫,占贫困人口总数近2/3;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2001年的673元增至2011年的3854元。然而,看似完美的成绩单背后,脱贫形势依然严峻。“煤都”大同在源源不断输出乌金的同时,贫困并未因煤而解。2001年,紧邻太行山的大同市浑源、广灵、灵丘、天镇、阳高被列为国家贫困县。时隔十年,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正式确定,山西共有21个县纳入连片特困区,其中大同市大同县是唯一以非国家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。大同县:小康县“返贫”等待了十余年,大同县终于卸下了沉甸甸的“小康县”桂冠,戴上了“穷帽子”。大同县城所在地——西坪镇的景象凌乱:烟雾弥漫、货车首尾相连缓慢挪动、低矮的建筑散落在仅有的几条街道周围……大同县与大同市区毗邻而居,但20多公里的间隔令“卫星城”大同县城寒酸得如同一个乡镇。直到现在,大同县政府信息网络中心负责人孙进军仍然有些愤愤不平,他认为大同县的贫困落后很大程度上是“沾了小康县的光”。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,当初的政绩工程、面子工程影响了大同县的发展。这位官员隐约记得,大同县是在上世纪90年代“被成为”小康县的,彼时的领导为了政绩,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,使贫弱的大同县在数据上很光鲜,为以后埋下了隐患,很多贫困县的政策难以享受,其后几任领导也承担了巨大压力。坊间有另一种说法:当时大同县拥有煤矿、煤检站,以及砖厂、水泥厂等企业,财政收入还不错,领导戴“穷帽子”的积极性不高。后来企业关停,国税地税分家,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,但再想要回“帽子”已不可能。不管是何因素,大同县统计数据的“虚高”是事实。大同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夏静安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表示:“大同县现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,很难完成上级下达的GDP等各项指标任务,只能把市里设在大同县境内的工业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,而事实上其税收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。”2011年,大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361元,高出浑源县421元。而现在的浑源县却是公认的强县,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大同县。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曾因“小康县”很受伤。几年前,他数次前往省计生协会争取扶贫资金,对方最终同意投资12万元给村里发展养殖业。结果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时,却被告知小康县不能享受政策。贠天贵自此不再“瞎折腾”。除了与扶贫资金无缘,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也给大同县带来了沉重负担。因而,大同县“返贫”的急切心情年甚一年。早前,国家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“摘帽”的现象,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、区、市。大同县曾寄希望于“局部调整”,“当时,按照贫困县总数不变的原则,最大的可能性是将发展好的国家贫困县灵丘调出去,再将大同县补进来。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,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。”大同市某县扶贫办主任表示。不过,大同县最终如愿以偿。“从小康县到贫困县,大同县终于回归本位,找准了自己的位置!”虽然时隔数月,孙进军的喜悦仍挂在脸上。浑源县:贫困县“露富”距离大同县不足1小时车程,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显得有些“华贵”。县城不算太大,但也颇具规模,大街上不时闪过几辆悬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轿车,恒山国际大酒店等几家星级酒店在县城中心格外惹眼。2011年,受益于煤炭资源的快速发展,浑源县财政收入达到5.27亿元。在大同市的5个国家贫困县中,浑源被认为是仅次于灵丘的贫困县中的强县。之前,浑源县也有过“摘帽”传言,曾令该县许多领导干部焦虑万分。有人甚至建议浑源县对外要低调,不能“露富”,要“炫穷”。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在浑源县采访时,恰逢当地扶贫工作会议召开,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浑源县扶贫办副主任张久英介绍,浑源县委书记张清河在会上批评了部分干部“‘保帽’不发展”的消极思想,希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。张久英是土生土长的浑源人,2002年调入新成立的浑源县扶贫办工作至今。在他看来,浑源县十年扶贫成绩斐然、可圈可点。十年里,浑源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9元增至3940元,贫困人口数量从最初的12万人减少到5.6万人,162个重点贫困村受益,大量贫困人口享受到了移民搬迁、整村推进、劳动力培训等扶贫政策。张久英带领记者到了迁旺移民新村、浑源县就业培训中心两个点。2009年6月,国家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曾前往迁旺移民新村调研,给予了高度评价。而浑源县按照劳动力培训就业一体式推进的思路,“雨露计划”也一直走在全省前列。村民王珍从40里外的官儿乡搬迁而来,每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养羊,他直言,“条件好了,也方便了,就是收入太少。”目前,迁旺移民新村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黄芪种植、养殖及外出务工,几乎没有其他增收途径。村党支部书记、大学生村官徐鹏山万分焦急,他希望政府能对移民新村给予一定的产业扶持。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了解,按照“贫困村十年扶一遍”的规定,像迁旺新村这样已经享受过扶贫政策的贫困村,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得到扶持。大同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孟汉仲表示:“移民搬迁一直是大同市扶贫工作的主要抓手,但存在‘输血’不足‘造血’难的问题,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搬迁农民自己的‘造血’功能。”在今年2月召开的大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扶贫工作会议上,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亦明确指出:要通过“造血”扶贫转变发展方式,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。目前,浑源县尚有2万余人等待移民搬迁,今年的搬迁任务是3500人。张久英认为,要真正做到让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发展、可致富”并不容易。2011年,浑源县到位扶贫资金4000多万,达到历史最高水平,其中省片区开发项目资金2000万元、整村推进资金1600万元。而浑源县最初能拿到的扶贫资金少得可怜,最少的一年是105万,多的时候每年也就四五百万。虽然任务依然繁重,但张久英认为,浑源县扶贫攻坚恰逢其时,一方面是近年来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,另一方面是浑源县域经济快速发展,配套等各项投入可以及时跟进。汽车走到河北省唐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,这里是百合镇,距离此行的目的地——侯合庄村已经不远,唐县扶贫办的人说,选择侯合庄是因为其是唐县最贫困的乡村之一。唐县绝大多数的贫困村隐藏在深山区,而侯合庄就是处于深山区与浅山区交界的位置。十余年未变的乡村百合镇的面貌与东部乡镇大相径庭。一条主街道几乎聚集了全镇所有的商业。这里的商店招牌名号都特别的大,有个叫“东方家具城”,有个叫“赛超家具城”,还有一家叫“窗帘城”,以及一家叫做“大酒店”的餐馆。其实它们都只是有两层楼高的普通店面,而叫“大酒店”的只是一家位于小平房里的农家乐。汽车沿着乡镇公路向距离百合镇七八公里的侯合庄行驶,在一个堆满玉米秸秆的路段,出现了“王各庄村”。侯合庄与王各庄村相邻,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只有几百米的公路,村情基本一样。侯合庄村有村民1200多人,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打工,留下老人和儿童。这里的农民种植玉米、谷子和一些杂粮,每户人均1亩地。但由于都是旱地,每亩地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。据村支书刘星云介绍,收入好一点的家庭基本上都是靠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,有的家庭也养羊、养牛,或是种植一些果树,但也带不来多少收入。在沿村的路上,记者没有看到商店,却赶上了集市。在王各庄和侯合庄之间的那条一眼看得到头的马路上,小商贩将衣服、鞋、日用品、农用工具沿着马路排成了长长的一条。裹着头巾的农妇,穿着鲜艳棉袄、抱着小孩的家庭妇女,还有衣着朴实的老人在逛着集市,挑着自己需要的物品。一个卖衣服的中年男人告诉《中国经济周刊》,这里每个月农历初二、初四、初七、初九,商贩就会聚集在这里,农民会在这几天过来采购商品。在集市的不远处,灰色的群山、少量的树林就在眼前,公路边干燥的黄土地上,每驶过一辆汽车就掀起一阵灰土。村里的干部告诉记者,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,这里的年轻人就开始外出打工,这十多年来,侯合庄村没有太大改变。脱贫还得靠农民自己扶贫20余年,侯合庄村的上级单位——唐县也进行了一次扶贫成效的总结。1994—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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